阳光斜斜地穿过老房子的玻璃窗,落在积灰的五斗柜上，那个灰扑扑的方形盒子静静躺在角落——任天堂红白机，外壳的塑料已经泛黄，摇杆的橡胶磨出了光滑的包浆，卡带插槽里还卡着半截褪色的《超级马里奥》卡带，我蹲下身，手指拂过它冰凉的机身，忽然就听见三十年前夏天的蝉鸣，和卡带插入时那声清脆的“咔哒”。
铁盒子里的像素天堂
上世纪90年代末,拥有一台插卡游戏机，是比拥有变形金刚还奢侈的事，那时谁家要是摆着台“小霸王”，绝对能吸引半条巷子的孩子，我家的那台是父亲从县城带回来的，包装盒上印着“原装进口芯片”几个烫金大字，被我们奉若珍宝。
游戏机本身没什么花哨：灰色塑料外壳，正面是两个圆形的十字键摇杆，中间一排“开始”“选择”按钮，背面是卡带插槽和电源接口，最让我们着迷的，是插卡时的仪式感——捏着方方正正的卡带，对准插槽用力按下去，听到“咔哒”一声轻响，仿佛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，按下电源键，电视屏幕“滋啦”一声闪过雪花，随即跳出熟悉的“任天堂”字样，那是我童年里最神圣的启动音。
卡带是另一个世界,每一盘都像本秘籍，封面画着夸张的英雄：穿红背带裤的马里奥举着蘑菇，绿色大恐龙在《恐龙战队》里咆哮，《魂斗罗》里的比尔·雷泽举着步枪，背景是爆炸的丛林，我们从不看说明书，只对着封面瞎猜：这关肯定要打boss，那个道具肯定能加血，后来才知道，有些封面画的根本不是游戏内容，双截龙》封面里兄弟俩联手打斗，实际里一个人玩的时候，另一个只能干看着。
卡带里的“通关密码”
插卡游戏机的游戏,是“简陋”的，也是“纯粹”的，没有3D特效，没有开放世界，甚至连存档功能都没有，但每一局都让人心跳加速。
最怕玩《超级马里奥》的第一关，那个绿色的管道里总会突然钻出乌龟，踩到它只是缩回去，再跳一次才能彻底“消灭”，更气人的是隐藏砖块——有时候明明看着是空的，马里奥一撞就掉出蘑菇，有时候以为藏着金币，撞上去却是个“敌人”，我们常常蹲在电视机前，拿着小本子记：“第三棵树后面的砖块能跳起来顶”“吃下火球后可以打飞乌龟”，这些歪歪扭扭的笔记，是我们最早的“攻略”。
《魂斗罗》的“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”是刻在DNA里的密码，两个人分握一个手柄，按2P开始时，总会抢着说“我先玩第一关，你玩第二关”，遇到BOSS“红色眼镜蛇”，手里的摇杆都快磨出火星，子弹按到手指发麻，终于听到“恭喜过关”的提示音时，两个人会一起跳起来，撞得电视机“哐哐”响，那时候不懂什么“难度曲线”，只觉得“30条命”永远不够用，通关后又立刻重新开始，仿佛永远不会腻。
卡带是“脆弱”的，有时候玩着玩着画面突然卡住，马里奥在半空中悬浮，背景音乐变成刺耳的“滋滋”声——这是卡带接触不良了，我们急得团团转，把卡带拔出来，对着金属触点哈气，再用橡皮擦使劲擦，啪”地一声插回去，要是画面恢复了，能高兴得像中了奖，后来才知道，哈气并不能清洁，但那种“期待它重新工作”的紧张感，成了童年最鲜活的注脚。
电视机前的“江湖规矩”
插卡游戏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游戏,夏天的傍晚，巷子里的孩子会挤在我家客厅，小板凳、小马扎排成一排，电视机前黑压压一片全是脑袋。
玩《坦克大战》时，谁当“指挥官”谁说了算，大家围在一起研究地图：“这里放个雷，敌人肯定过不来”“别冲太快，躲在坦克后面打”，有时候意见不合，会为“谁抢了最后一辆坦克”吵起来，最后还是大人出来调解：“轮流来，一人一关”，输了的孩子不服气，拍着桌子喊“下一局我肯定赢”，脸上的汗珠子混着灰尘，在夕阳下闪着光。
最难忘的是“通关庆典”，有人终于打通了《冒险岛》，从屏幕里跳出一只戴着帽子的企鹅，大家会一起鼓掌，连平时最文静的女孩都会尖叫着跳起来，通关的人会被大家围着问“怎么过的关”，他得意地炫耀“最后那个boss要跳起来打，别用枪”，然后骄傲地接过下一盘卡带——那是属于“英雄”的奖励。
后来有了“游戏厅”，有了电脑，有了手机，但再也没有那种挤在电视机前的热闹，孩子们不再为了“谁先玩”争吵，各自抱着手机，屏幕的光映着他们专注的脸，却少了当年那种“一起欢呼”的热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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