阳光斜斜地穿过老房子的玻璃窗,落在积灰的五斗柜上,那个灰扑扑的方形盒子静静躺在角落——任天堂红白机,外壳的塑料已经泛黄,摇杆的橡胶磨出了光滑的包浆,卡带插槽里还卡着半截褪色的《超级马里奥》卡带,我蹲下身,手指拂过它冰凉的机身,忽然就听见三十年前夏天的蝉鸣,和卡带插入时那声清脆的“咔哒”。
铁盒子里的像素天堂
上世纪90年代末,拥有一台插卡游戏机,是比拥有变形金刚还奢侈的事,那时谁家要是摆着台“小霸王”,绝对能吸引半条巷子的孩子,我家的那台是父亲从县城带回来的,包装盒上印着“原装进口芯片”几个烫金大字,被我们奉若珍宝。
游戏机本身没什么花哨:灰色塑料外壳,正面是两个圆形的十字键摇杆,中间一排“开始”“选择”按钮,背面是卡带插槽和电源接口,最让我们着迷的,是插卡时的仪式感——捏着方方正正的卡带,对准插槽用力按下去,听到“咔哒”一声轻响,仿佛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,按下电源键,电视屏幕“滋啦”一声闪过雪花,随即跳出熟悉的“任天堂”字样,那是我童年里最神圣的启动音。
卡带是另一个世界,每一盘都像本秘籍,封面画着夸张的英雄:穿红背带裤的马里奥举着蘑菇,绿色大恐龙在《恐龙战队》里咆哮,《魂斗罗》里的比尔·雷泽举着步枪,背景是爆炸的丛林,我们从不看说明书,只对着封面瞎猜:这关肯定要打boss,那个道具肯定能加血,后来才知道,有些封面画的根本不是游戏内容,双截龙》封面里兄弟俩联手打斗,实际里一个人玩的时候,另一个只能干看着。
卡带里的“通关密码”
插卡游戏机的游戏,是“简陋”的,也是“纯粹”的,没有3D特效,没有开放世界,甚至连存档功能都没有,但每一局都让人心跳加速。
最怕玩《超级马里奥》的第一关,那个绿色的管道里总会突然钻出乌龟,踩到它只是缩回去,再跳一次才能彻底“消灭”,更气人的是隐藏砖块——有时候明明看着是空的,马里奥一撞就掉出蘑菇,有时候以为藏着金币,撞上去却是个“敌人”,我们常常蹲在电视机前,拿着小本子记:“第三棵树后面的砖块能跳起来顶”“吃下火球后可以打飞乌龟”,这些歪歪扭扭的笔记,是我们最早的“攻略”。
《魂斗罗》的“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”是刻在DNA里的密码,两个人分握一个手柄,按2P开始时,总会抢着说“我先玩第一关,你玩第二关”,遇到BOSS“红色眼镜蛇”,手里的摇杆都快磨出火星,子弹按到手指发麻,终于听到“恭喜过关”的提示音时,两个人会一起跳起来,撞得电视机“哐哐”响,那时候不懂什么“难度曲线”,只觉得“30条命”永远不够用,通关后又立刻重新开始,仿佛永远不会腻。
卡带是“脆弱”的,有时候玩着玩着画面突然卡住,马里奥在半空中悬浮,背景音乐变成刺耳的“滋滋”声——这是卡带接触不良了,我们急得团团转,把卡带拔出来,对着金属触点哈气,再用橡皮擦使劲擦,啪”地一声插回去,要是画面恢复了,能高兴得像中了奖,后来才知道,哈气并不能清洁,但那种“期待它重新工作”的紧张感,成了童年最鲜活的注脚。
电视机前的“江湖规矩”
插卡游戏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游戏,夏天的傍晚,巷子里的孩子会挤在我家客厅,小板凳、小马扎排成一排,电视机前黑压压一片全是脑袋。
玩《坦克大战》时,谁当“指挥官”谁说了算,大家围在一起研究地图:“这里放个雷,敌人肯定过不来”“别冲太快,躲在坦克后面打”,有时候意见不合,会为“谁抢了最后一辆坦克”吵起来,最后还是大人出来调解:“轮流来,一人一关”,输了的孩子不服气,拍着桌子喊“下一局我肯定赢”,脸上的汗珠子混着灰尘,在夕阳下闪着光。
最难忘的是“通关庆典”,有人终于打通了《冒险岛》,从屏幕里跳出一只戴着帽子的企鹅,大家会一起鼓掌,连平时最文静的女孩都会尖叫着跳起来,通关的人会被大家围着问“怎么过的关”,他得意地炫耀“最后那个boss要跳起来打,别用枪”,然后骄傲地接过下一盘卡带——那是属于“英雄”的奖励。
后来有了“游戏厅”,有了电脑,有了手机,但再也没有那种挤在电视机前的热闹,孩子们不再为了“谁先玩”争吵,各自抱着手机,屏幕的光映着他们专注的脸,却少了当年那种“一起欢呼”的热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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