防疫大数据在提升防控效率的同时,也让无手机群体沦为“隐形人”,健康码、行程码、场所码等手机依赖型防疫工具,将老年人、低收入者、偏远地区居民等排除在数字生活之外,他们因无法扫码面临出行受阻、就医受限、购物无门等困境,甚至被贴上“不配合”标签,技术便利与数字鸿沟的矛盾凸显,防疫不应只依赖冰冷数据,更需兼顾包容性,为特殊群体保留线下通道,避免技术进步成为新的社会排斥门槛。
2022年的某个清晨,70岁的王阿姨提着菜篮站在菜市场门口,保安拦住了她:“阿姨,扫一下健康码才能进。”王阿姨愣住了,她用的是老人机,没有微信,也不会操作智能手机,保安摆摆手:“没手机不行,现在防疫都靠大数据查轨迹,没手机我们没法确认你的风险等级。”王阿姨只能提着菜篮转身,沿街小贩的吆喝声里,她成了唯一被挡在“安全线”外的人。
这不是个例,当防疫大数据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重要工具,一个被忽视的群体正逐渐浮现——那些没有手机、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,他们不是“数据孤岛”,而是被防疫大数据“筛选”出的“隐形人”:在健康码普及的今天,一部手机成了通行证,没手机的人,仿佛成了“风险本身”,在一次次“扫码”“亮码”中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。
防疫大数据的“数字门槛”:没手机=“风险未知”?
疫情防控中,大数据的价值毋庸置疑:通过手机定位、行程码、核酸检测数据关联,能快速锁定密接、次密接,精准划分风险区域,为动态清零提供技术支撑,但当技术依赖逐渐演变为“唯一标准”,没手机的人便陷入了“数据真空”的困境。
他们的“未知”并非源于风险,而是源于技术的“缺席”,偏远山区的老人可能一辈子没用过智能手机,视障人士依赖功能机沟通,部分低收入群体因经济原因只能使用基础通讯工具——这些“非智能手机用户”,在防疫大数据系统中,没有轨迹记录,没有核酸关联,他们的健康状态成了“空白页”。“没手机”被简单等同于“无法追踪”,进而被贴上“高风险”的标签:医院挂号需要扫码乘车需要亮码,进入商场需要查验行程,甚至连社区买菜、公园散步,都离不开那串绿色的二维码。
更残酷的是,这种“数字门槛”正在系统性地剥夺他们的社会参与权,去年某地疫情期间,一位独居老人因不会用手机预约核酸检测,错过了检测时间,导致健康码变黄,无法购买药品;某工厂要求工人通过APP打卡,没智能手机的工人只能被迫离职;甚至有社区规定,没手机的人不能进入公共活动室,理由是“无法纳入防疫大数据管理”——防疫本是为了保护生命,却成了部分人生活的“枷锁”。
谁被“甩”在了大数据之外?技术普惠的盲区在哪?
没手机的人,从来不是少数,据工信部数据,2022年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仅为14.3%,这意味着约40%的老年人尚未接入互联网;还有数亿农村人口、残障人士、低收入群体,他们或因不会操作、或因没有设备,被挡在数字世界的门外,防疫大数据的“一刀切”,本质上是技术普惠的盲区在特殊时期的集中爆发。
问题的根源,在于对“技术万能”的过度迷信,当防疫部门将“扫码通行”视为最高效的解决方案时,却忘了技术的本质是“服务人”,而非“筛选人”,健康码的设计初衷,是通过数据流动减少人员接触,降低传播风险,但若为了“效率”牺牲包容性,就背离了防疫的初心——防疫的目标是“保护所有人”,而不是“保护能被数据追踪的人”。
更深层的,是“数字鸿沟”被长期忽视的恶果,近年来,尽管国家多次推进“适老化改造”,要求保留线下服务渠道,但在实际执行中,许多地方仍将“数字化”作为唯一标准:医院取消了挂号窗口,只留线上预约;公交停用现金支付,只支持扫码乘车;社区通知只发在微信群,不张贴纸质公告……这些“数字便利”对年轻人而言是进步,对没手机的人而言,却是“寸步难行”,防疫大数据的出现,不过是让这种“不平等”以“防疫”的名义被合理化、系统化。
从“数字排斥”到“数字包容”:防疫不该有“隐形人”
防疫大数据不是“原罪”,真正需要反思的是,如何让技术不遗漏任何一个人,解决“没手机的人”的困境,并不需要推翻现有系统,只需要多一份“人文关怀”的补位。
必须守住“线下兜底”的底线,无论是医院、商场还是社区,都应保留人工核验通道:对无法出示健康码的人,通过身份证登记、电话核实、社区证明等方式替代,不能简单以“没手机”为由拒绝进入,去年北京冬奥会期间,针对无手机观众,推出了“纸版防疫手册”+人工核验的组合,既保障了防疫安全,又体现了包容性,这种经验值得全国推广。
要加快“适老化”与“普惠化”改造,开发语音提示版健康码、简化操作流程的“简易版”APP,为老年人、残障人士提供专门设备支持;推动“身份证码”“社保卡码”与健康码关联,让没手机的人也能通过实体证件完成核验,更重要的是,要加强数字技能培训:社区可以组织志愿者手把手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,运营商应为老年用户提供更优惠、更简单的套餐,让“会用”和“能用”成为每个人的基本权利。
需要树立“技术向善”的理念,防疫部门在制定政策时,应多问问:“有没有人会被这个政策排除在外?”“有没有更包容的替代方案?”技术是工具,不是目的,防疫大数据的终极目标,是让每个人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正常生活,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因“没有数据”而被社会抛弃。
王阿姨的故事不该是常态,当疫情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我们更需要警惕:技术进步的成果,能否被所有人共享?防疫大数据的“安全网”,能否真正罩住每一个生命?答案,藏在那些被“甩”在数据之外的人的命运里,因为一个真正安全的社会,不是没有风险,而是有能力让每个普通人——无论是否有手机——都能被看见、被保护、被善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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